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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iFans.net温馨提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力研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近日,本报记者就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现状与发展、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探索新型全球传播能力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表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总体规划。2009年,《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出台,首次明确指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是中国媒体今后的发展方向。此后,中央重点媒体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不断加大力度,在海外采编网络、传播平台、信息内容、营销能力、人才队伍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新华社海外分社已达170多个,驻外机构数量居世界首位。中央电视台开播了9个国际频道,成为全球唯一用中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语6种联合国工作语言播出的电视机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64种语言对外播出,是全球使用语种最多的媒体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丹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实践步入了一个新发展转型阶段。在政策导向上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在传播目标上积极开拓主体范畴,从**************经济价值传播向倡导中国核心价值传播转变;在传播形式上从单向度传播向全向度多元传播转型;在理论创新上积极探索新型全球传播能力模式。
国际传播领域实践的发展也使与之相应的研究课题不断拓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贾文山告诉记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超越了西方的地球村等概念,更加突出了人类命运的相似性和共同的义利观、安全观。命运共同体具有博大的包容和开放精神,中国国际交往和全球治理以沟通为先导,强调从通达走向共识、共同、共赢,最终走向和合。这种沟通模式是平等、双向互动的,更富有人情味和亲和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命运共同体概念不仅是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也应该是新国际传播发展的理论基础。
追求国际传播落地效果
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国际事务主导力都在不断上升,但是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贾文山表示,其原因主要在于,与西方大国相比,我国的国际传播规模仍然有待发展,有限的对外传播机构没有形成协同合作的有效机制。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仍然以国内新闻传播为主,没有形成深入、全面和系统的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体系。
中国媒体在话语权建构方面做出了一些主动性的尝试。但在程曼丽看来,中国媒体在重大发展规划实施中,更应该肩负起释疑解惑和舆论纠偏的重要担当。不但要争取话语权,还要扎扎实实地追求国际传播的落地效果。她谈到,追求对外传播落地效果需要跨越传播沟通障碍,使本土的故事在传播对象国语境下展开,需要转换性话语;针对合作国在与中国合作过程中存在的疑惑、问题,媒体应积极回应,做出阐释和解释,需要解释性话语;围绕外界对我们自身的认知评价与我们自我形象之间可能存在的落差,进行形象纠偏和重塑,需要修复性话语;在讲好今天的故事基础上,对于过去没有讲完讲好的故事继续负责任地讲完讲好,需要矫正性话语。
网络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生态,也推动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势互补、互联互通,网络新媒体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张丹认为,在国际传播中既要发挥传统媒体的固有特点,建设和发展一流国家媒体,同时又要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交互性、参与性、便捷性特点,使国际传播的主体多元化;积极探索和创新国际传播方式和手段,做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综合传播,全方位多维度讲好中国故事。
打造跻身世界一流的品牌媒体
程曼丽表示,中国做好国际传播,首先要从观念或理论层面着手。其次,在具体业务上下功夫,生产制作优秀内容产品,以优质产品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再次,加快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不断满足国际传播竞争的需要。
讲好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要有创新性。贾文山表示,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在体制上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建立试错机制和激励机制。讲究协同传播,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在报道中应保持原则上高度一致。此外,最重要的是国际传播管理层和实践层,包括国际传播教育界,应该深入研究和吃透十八大以来中国治国理政的理论方针政策,从而指导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张丹认为,做好国际传播,可以从细微入手,改变传播方式,用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接受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介绍中国,增强故事性,增加文化的亲和力;拓展传播渠道,从单一传播渠道走向多媒体渠道融合的立体传播,通过有效、全方位的传播方式展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中国的国家级媒体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出能跻身世界一流媒体的品牌媒体,利用品牌媒体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受众忠诚度,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