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引发的资源供求矛盾的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工业增长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重视。如何在资源环境强约束条件下实现中国工业的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快速稳定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的总体依赖度
根据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的差异，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劳动依赖型、资源依赖型、资本依赖型、半技术依赖型和完全技术进步依赖型。不同的经济增长类型，对政策需求有着不同的影响。不同经济增长类型的转换，同样需要不同的政策激励。所以，一个国家对其经济增长类型的准确判断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这一点，对资本、技术、劳动等要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各自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讨论的热门话题。综观此类研究，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型。还有少数研究认为，如果考虑资本中的技术含量，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属于技术驱动型的。这两种结论虽然有差异，但在估计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都排除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研究表明，忽视资源环境投入的影响，或高估资本的作用，或高估技术的作用，都会影响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是何种类型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不利于政府进行正确的决策，最终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以，在经济增长研究中需要澄清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基本摆脱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对工业增长对资源环境总体的依赖程度进行分析表明，我国的工业增长还没有摆脱资源依赖型阶段，资本对增长的推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对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利用以及对环境的高强度利用。
2. 中国工业化资源路线的主要特点
中国工业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业化过程所须经历的各主要发展阶段，也难以另辟蹊径实行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工业技术路线，更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规则。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又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研究表明，从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资源路线所具有的以下显著特点：
2.1 低价格资源支持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
中国近30年工业增长所依靠的国际比较优势，除了丰富的劳动力之外，还突出地表现为向工业企业特别是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低价格资源。其基本经济性质就是以政策手段压低资源价格。这种高度依赖低价资源的发展模式尽管具有其历史的理由，却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工业生产必须摆脱对低价格资源的依赖，走向更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路径。
2.2 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与从西方国家转移过来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具有很大偏差
当中国沿着世界工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发展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禀赋特点与当前世界处于“石油时代”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的偏差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甚至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生产大国，中国大多数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方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业技术路线，另搞一套同中国的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工业技术路线；所以，受本国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中国的工业化必然受到资源供给结构的很大约束。
2.3 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的重化工业不仅快速增长，而且其国际竞争力也逐步增强。如果仅仅从资源禀赋结构的角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似乎无法解释中国工业结构向重化工业方向倾斜的现象，但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性特征看，则完全可以理解重化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和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当然，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资源供应的严重约束，必须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以拓展产业空间。
2.4 工业密集地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承生态载力成为突出的制约条件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总量条件是雄厚的，从整体上看，自然资源储量和潜在供应量并不成为中国工业化的绝对障碍。从长期和总量上看，水和土地也不应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不可克服的瓶颈。问题是，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流动性，同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总量供求关系不同，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生态承载力的供求具有高度的区域性，因而在工业发展的高密集地区，可能成为严重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的地区工业生产密集布局已经导致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超量利用，水资源短缺和水源水质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承受极大压力。
2.5 持续的高速工业增长对资源形成特殊的压力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压缩性”和“急速性”特征，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为较长时间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很短时间内就接连地甚至是重叠地表现出来。经济发展的这种“压缩性”、“急速性”阶段特征，使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从低成本资源推动的工业化阶段开始向资源成本普遍上升的发展阶段过渡，但同时又保留着“资源驱动”的许多特征。正是这样，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才表现得极具特殊性和紧迫性。
2.6 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中国工业化必须经历特殊的漫长历史，对资源路线和供求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
仅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到，中国工业化过程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看，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至少是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有些较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是，如果从人口构成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很难说已经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了。可见，“以农民为主的工业大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巨大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通过已经超过GDP80%的非农产业（二、三产业）的继续快速发展来实现更多的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电力、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重工业。这就可能导致“投资过度”、“资源制约”、“环境破坏”、“房地产涨价”等“经济过热”现象的反复出现。
3. 超越资源环境约束
研究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特别是对传统能源、重要矿物、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近代和现代工业化技术路线上的重要资源的供求****，以及工业化资源路线的转变（传统资源的节约与替代），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按照学发展观的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更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1通过尽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资源问题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源紧缺现象以及我们对此所做的分析决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工业化的发展，即试图以减缓工业化进程甚至回避工业化发展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和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国的资源问题本身必须通过尽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突破资源稀缺对增长和发展的障碍，正是产生工业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也是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所以，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要不要加速工业化，而在于在工业化现阶段如何以最科学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通过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问题。
3.2 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
资源“短缺”，归根结底是价格现象以及对价格变动的承受力问题。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对资源价格（向上）浮动的承受力十分有限，过高的资源价格可能导致居民生活的困难和工业成本的普遍上升及企业经济效益的严重受损，甚至引发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所以，资源价格往往受到了较严格的控制和干预。但由于资源需求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过分依靠人为干预价格的手段来调控资源供求，难以实现期望的目标。只要价格是逐步上涨的，就可以使整个社会逐渐消化生产要素重组的成本，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实现资源产品的长期供求平衡。
3．3 科学规划我国的煤炭油气资源发展战略
无论是从时间上来看，还是资源储量约束或者是产品供给约束上来看，煤炭资源约束问题的核心是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当前我国煤炭价格不完全，煤炭资源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是导致煤炭勘探不足和资源开采过度的重要原因。煤炭开采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也与煤炭价格不完全，价格中没有反映因煤炭开采和利用而导致环境成本有关。另外，在今后数十年间，能够稳定地向中国提供石油的地区主要有中东、中亚和俄罗斯、南亚。要把新疆与中亚和俄罗斯的油气资源统一考虑，我国的西部油气东运战略才有经济合理性和实现的基础。
3.4 充分重视实质性技术进步
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但仅有结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它会带来问题的反复，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必须在重视结构调整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实质性的技术进步，用相对丰富的资源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在环境管制政策设计时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加强环境管制政策与科技创新政策的整合、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以解决环境管制中的软约束问题。在环境保护政策设计过程中，重视制度挤出问题，以提高政策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