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愚学园
www.SciFans.net温馨提示：第九届（2016）中国新闻学年会于9月24-25日在杭州举行，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新闻学组主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及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承办。借此机会，本网记者独家对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请他谈一谈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届年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可以说这个命题很宏大，且具有使命感。您如何看待我国新闻学科的发展现状？您觉得我国的新闻学发展正面临哪些挑战？
吴飞：我觉得这次新闻学年会主题设置的挺好的。这几年新闻传播学界一直在反思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应该说，尽管我们成果很突出，正如郑保卫老师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中国的新闻学正走向辉煌，但其实我们还面临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学术水平的提升、研究思路的转向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等等。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新闻学研究存在着多方面的挑战：一是我国国家形势的变化，包括习近平一系列的讲话如何领悟，现在有一批老师如陈力丹老师、郑保卫老师、童兵老师等他们都在**************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领导政策是一回事，从学术上去阐释，或者说站在学理的角度去分析，那是另一回事。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新媒体带来的整个传媒业态的变革，从业者的心理、职业追求、新闻信息生产与服务模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必然对新闻学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挑战。第三个方面就是新媒体的基本背景导致了信息流通的模型以及接触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也需要我们从新的视野去观察信息的接收与传播过程，要掌握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的对象，分析他们的心理模型。第四个方面是新闻教育的本身。新闻教育的本身也因为上述元素的变化导致学科结构的调整和学科力量布局的变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当下什么是新闻学、新闻学为谁服务等问题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或者构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在年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边界出现了野蛮生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吴飞：我之前写过两篇传播学反思的文章，也写过一篇新闻学反思的文章。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对的。不过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我也不认为需要划出那么一个特别清晰的边界。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有特别清晰的边界，比如说数学和物理，生物与化学、哲学与艺术学等等，这些学科真的存在一个特别清晰的边界吗？当年牛顿研究的物理学和宗教之间就有很密切的关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何尝不是哲学思考？你很难讲清楚之间的边界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有一个大体的范围或者范畴。学科的划分，不过是学科建制的产物或者说社会分工的产物，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分成各种不同的学科而已。我不太赞同传播学研究者只能吃某碗饭，走出去就不对了，不可能边界划得那么清晰。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大体而言，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的沟通问题（无论是个体间、民族间、国家间），都是传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需要多个不同学科的知识来分析研究，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而作为一个个体的研究者而言，可能更不需要这种类型的边界。你说哈耶克、哈贝马斯、卡斯特算什么学者？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好像什么都是。所以说，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导致的学科边界或者归属问题，大体的边界要有，但特别清晰的边界又没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您认为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您觉得我国新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
吴飞：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问题导向。面向中国问题，不是面向西方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是中国发展所出现的重大问题；第二个是尽可能使用中国传统资源或智慧来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充分吸收和借用西方学术思想和范式来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当然，研究者的视野可以再放大一点，我们需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入手，去思考一些普世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新闻学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不过目前的中国新闻学研究现状有个问题，要么是单纯解释政策形势的，要么是凭个人兴趣，至于它对整个学术知识体系有何贡献不考虑，没有人认真坐下来去梳理一下中国的新闻学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哪些，然后去协作分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这才真正对学术有所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媒体环境下，新的传播技术、产品不断涌现，例如大数据、VR、直播等等，这些不仅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推动着新的新闻形态的出现。吴院长觉得这些给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哪些影响？
吴飞：最直接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现有老师的知识体系、思维跟不上传播技术的发展变化。我们大多数人文社科学者对技术以及技术所导致的哲学思考都不够，不了解技术本身以及技术对人产生的影响。我个人感觉，现在的传播技术与之前广播电视出现对人类的影响不一样，它改变了社会的连接方式，使得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卡斯特谈到网络社会的崛起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人对自己社会体系的变化以及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间，超过以前的社会想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思维、认知、知识积累都没有跟上。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些跟不上，我们的一些相关课程也开不出来。业界有大量的实践，有无数创新的东西出来，你无法跟上技术的变革。人文社科学者本应该认真梳理一下技术到底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出现之后，所带来的对人类本身的存在与主体性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认认真真去思考，这个对传统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影响很大。另外从微观的角度来谈，即使是从新闻学长期**************的新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这个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新闻的呈现方式、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新闻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看新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导致我们需要去了解所谓的新新人类，那些个二次元的人群，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和接收信息的，又是如何参与信息的生产的。如果新闻学教育还停留在早期的党性、组织性、舆论引导等比较僵化的模式和传统的概念框架支撑的理论范式上，无法跟上传播环境的变化，那么新闻学就没有生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知识、观念、体系都需要重构。尽管过于着急也没有用，毕竟技术永远是领先的，学术不可能去引领，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人去考虑技术对人本身对社会本身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天职。
中国社会科学网：那您觉得一名合格的新闻系毕业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吴飞：首先，我认为传统的人文社科的经典知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基本功。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是理性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个当然还是对技术的逻辑理解的能力、分析掌握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去年的人大新闻学院60年院庆学术论坛上，有媒体人认为，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和记者遇到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而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甚至新闻学界的老师们只顾追求自己的名利，而没有与新闻记者共同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了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的纷争。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您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怎样合作才能促进中国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发展？
吴飞：新闻学界和业界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一种常态，而且也应该是这样，没有必要学界和业界都思考同样的问题。学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跟业界有一定关联，因为你要了解业界的问题。新闻学更是如此，传播学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传统的新闻学是以传媒行业为依托的，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很正常。有时业界会提出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例如媒体融合怎么融，他们也在尝试去解释和回答，他们也需要学界的支持和思考。业界认为学界离业界太远了，不关心业界生存的状况，没有共同体意识，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业界一些人把板子打在学界整体层面，有点一刀切的问题，存在不辨事实背景脉络等问题，我觉得要求有点过。其实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帮助业界发声，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那么做。当然，建立学界和业界的共同体是有必要的，它能够形成一个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圈域。
新闻学界和业界在出现一些重大的问题面前，可以形成跨学科的协作，从不同的视角，学界的学理视角和业界的操作视角来共同探讨，可以形成观念与实践上的闭环，解决问题会更有效。包括媒体融合的问题、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话语权问题，这些学界和业界都是可以共同讨论和实践的。其实目前两者之间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合作，比如说邀请业界一起开学术研讨会，来学校讲座等。另外，现在高校所培养的学生不只是培养学术追求，还有创业，这块更需要业界的扶持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