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回国十二年了，这期间我实验室前前后后有过三个留学生。一个来自澳大利亚，另外二个来自德国。都是在我上海的实验室，北京的七年，没有一个。最近的这个到是我在北京时联系的，但来时我已回到上海了。
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小伙，叫‘高飞立’，Phil Gaughwin。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的生物，同时也修了中文，大学期间在中国呆过一年。那时他在联系去剑桥上研究生，因为奖学金需要等一段时间，想做点实验，练练中文。在打听中国的研究情况，刚好问到我在国立大学的朋友，说找何士刚去。我也很高兴要他。因为我刚回国时坚持用英文开组会。但过了一段时间都有些惰性，我希望Phil来了能帮学生提高些英语。他来了以后才发现，他中文讲得很好，实验室只有我一个和他讲英语，学生都和他说中文。所以，Phil找到了所有的机会练习中文，而我学生基本没有机会（或者没找机会）练习英文。不过自从Phil来我实验室以后，英语组会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了。
Phil在我实验室开始了单细胞PCR。实验做得非常不错。基本不用心，我和他谈了一次课题他就抱着个冰盒做实验了，记录是我见过所有学生中做的最好的。他走后，我们写论文时有个问题不清楚，翻实验记录一清二楚。我们那时没有PCR仪，借张旭实验室的用，有一阵用的人多了，Phil做了张登记表放那，鲍岚看到很高兴。解决问题的方案。
他打泰拳，来了不久在南京路找到个俱乐部，在那里练。他住的房子是朋友帮着找的，宛平南路上的私房，据说楼下的老太太对他很好，经常给他送吃的。唯一惹上麻烦的一次是他要去延签证，发现到上海后没去警署报到，而且老外当初是不能租私房的。所以我只能和他一起去警署，说他住我家，忘了去报到了。我也不知道。当时说要罚款，而且每天多少钱，是个很大的数字，还好在我甜言蜜语下，那个漂亮的女警官象征性地罚了他二百块。
他在剑桥上博士时，我们还见过一次。我去开会，刚好我博士后********，Dick Masland也去了，Phil带我们在校园转了圈，还请我们吃了印度餐。最近一次的不期而遇是2011年初，我在澳大利亚开神经科学会，正在会场外上网，有人来打招呼，一看是Phil，他已回澳大利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