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 学者
近期有几则国际新闻，又把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话题从陈词滥调的说理和装腔作势的说教中复活过来。一则是阿根廷宣布对最大油企国有化，一则是刚重返总统之位的普京签发总统令，禁止大型国有电企私有化，另一则是西班牙拟通过私有化计划融资300亿欧元，针对的是“反危机”。
自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垂范治国者们以来，国有化与私有化的轮回搏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只要是遵从市场经济之路，国有化和私有化都被视为政府调控市场的干预手段，凯恩斯主义也好，新自由主义也罢，哪一个有利于恢复市场活力，哪一个方法就会受到欢迎，断不会把国有化或私有化的神圣性，抬高到“与荣誉”级别。除了西班牙私有化项目是针对“反危机”之外，阿根廷打的是“能源”牌，大有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卷土重来之观感，而俄罗斯打的是“国家安全”牌，国有电企成了没有武装的编制外国防力量。
因此，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谈国有化，其内涵与外延绝对不同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或计划经济体之上的国有化。拿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国有化之成败来论非市场经济体国家的国有化之必要性，肯定是不对路的。
以阿根廷为例，自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全球首例债务违约国以来，阿根廷事实上已经隔绝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其市场经济体行为能力是不完整的。曾是拉美大国的阿根廷，在石油价格走低、勘探成本畸高的时候，用优惠条件“招商引资”来搞石油企业，今天油价走高、油田开发已经过了痛苦的前期准备之后，却要把外来的投资“国有化”，强行收归国有，在无法用市场化理论解释合理性后，就必然依赖“资源”上的虚拟正当性，这一行为，也彻底击碎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国有化为反危机政策的正统释义。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国有化”浪潮，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随着危机缓解之后，重又返回私有化而成一场“国有化占上风”的幻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通俗的表达就是“法治型私有化”。撒切尔主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有企业弊端的全面检讨后采取的行动。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代理级次过多、剩余索取权归属不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人浮于事、成风等弊端从来都没有能彻底改变，其获利方式过度依赖市场垄断或政策保护，在其弊端过大时，国企的质量低下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就会被认为是不值一谈的附属品。传统理论认为私有企业只具备私利最大化欲望，从不会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然而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更多固化于成熟的法律网，私企唯利是图的本质已经引导到了负责任的经济人轨道上，越来越多的私企参与到战略性部门。
对于拉美，“私有化”和“国有化”之争，已经远不是针对经济萧条或滞胀的市场调节问题，与生俱来的“低政治”因素，令抵抗任何来自欧美的思想都会带来政治收益。正因为如此，拉美“国有化”的意义还在于美国兜售给拉美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药方的失败。以委内瑞拉为首的拉美国家，早在资源等战略领域方面强行推行国有化政策，甚至出动军队占领油田，在委内瑞拉投资的西方各油企损失惨重。阿根廷“国有化”前几年在铁路、邮政等领域有所行动，但这一次是首次把剑锋指向阿根廷第一大石油企业Y PF，要强行征收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Y PF中持有的51%股份，代表“国有化”之风已经正式吹进阿根廷。在外来资本一片痛苦声中，自然也会有来自中国的投资安全风险。
与上世纪的罗斯福新政一样，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曾掀起“国有化”，被指背离了自由市场规则。不过，美国的“国有化”，是要救助奄奄一息的华尔街困难金融企业，与拉美今天抢夺繁荣企业之“美”的时机正好相反，美国的“国有股”承诺会在困难企业脱困后通过资本市场缓慢退出，使其又还原为市场震荡之前的“本我”，而拉美的“国有化”则充满了欺骗投资者的味道，困难时搞“私有化”，脱困后搞“国有化”，所以，与其把拉美等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国家的“国有化”视为“反新自由主义”，还不如称为“伪新自由主义”，任何以“反新自由主义”旗号捍卫国企之举，最好先检讨一下自身市场经济的法治之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