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校长能否为大学开启改革之门
本报记者 陈竹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12月29日 03 版）
2012年，高等教育领域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多所大学更换了掌门人。这一年，当之无愧地成为大学校长的“换届年”。
年初，教育部即表示年内要完成50所高校党委、行政换届工作。
2月，清华大学率先换帅，在校长职位上任期已有9年的物理学家顾秉林因年龄原因卸任，48岁的新任校长陈吉宁成为1949年以来清华最年轻的校长之一，顾秉林在卸任讲话中，希望陈吉宁让“百年清华更加年轻”。
7月，北京师范大学也迎来了新校长，力主把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为综合性大学的“工科男”钟秉林结束了11年任期，51岁的董奇就任新校长。
也在7月，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卸下了担任7年的校长职务，在任期间，章必功以爱学生、敢言、力主改革而闻名。
8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也迎来新校长韩震，此前，他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美国多所名校也在今年迎来了新的领头人。在财政和硬件上都有所作为的耶鲁大学原校长理查德·雷文于年底正式结束了20年的任期；麻省理工学院首位女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于年初辞职，她曾领导了麻省理工史上最成功的筹款活动；在任1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首位女校长雪莉·蒂尔曼也于今年卸任。
新人新气象。从就职演说开始，新上任的这批60后校长就发出了颇具个性的声音。
陈吉宁在就职演讲中称，大学的根本不在“大”，而在“学”，在于学生、学者、学术、学风，他提出，大学要“学生为本、学者为先、学术为基、学风为要”。
这几位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作出的自我承诺让全社会眼前一亮。2011年年底刚上任的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曾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作出“两不”承诺：一不新带研究生；二不做新科研课题。而今年履新的韩震和董奇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韩震称要做“三不”校长：不做学术研究、不申请课题、不任课。董奇又多加了一个“不”：在任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招新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他表示，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校长要首先改革自己，然后才能改革学校。
一个月后，董奇又表示，“四不”如果仅仅是个人承诺，对于高校管理水平的提升必然非常有限。他开始主导建立学校管理队伍的全职化制度，“四不”不仅是对他本人的要求，也成为2012年下半年新一届中层行政干部的应聘条件，真正使“双肩挑”变“全管理”。
从新校长的就职演说和办学理念中，公众看到了大学改革的希望。事实上，已经有新校长走马上任之后就立即发动了改革，比如，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
去年年底上任的张尧学曾担任过教育部科技司、高教司和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中南大学推出一系列涉及人事制度、本科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科技体制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如讲师不再给本科生上课，教授则一学期至少要上一门本科生课程；在职称评审中，不以论文论英雄等。张尧学曾在全校中层干部会议上这样解释这场改革：“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发展的等待。”
还有的“老”校长正在学习当“新”校长。在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时，就经常用实名制人人和微博和学生交流的俞立中，今年4月成为上海纽约大学的首位校长。他表示，将致力于把这所国内最先获得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办大学，建设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示范改革的试验田。
与高校校长的个人努力相对应，教育行政部门也正在校长任用制度上寻求“破冰”，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由“任命制”向“选拔制”转变。
3月20日，教育部公示了包括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在内的首次部属高校校长和总会计师的公开选拔结果；12月4日，教育部继续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校长，至23日报名结束共有55人报名，其中36人符合报名条件。5月，广东省也印发文件，宣布省属高校书记、校长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党委换届和行政领导班子重新任命时，年满58岁以上的领导班子成员，不再继续提名留任。
不过，在现行的中国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下，靠大学校长一己之力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无疑并不现实。
曾有一个学生在公开场合站起来，问深圳大学原校长章必功是不是想成为蔡元培，章必功答，我做不了蔡元培。回顾担任校长的7年，章必功说，虽然深大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他也有很多遗憾之处，比如他一直想推动的教学改革没能进行，自主招生方案也迟迟未获批。
章必功没有完成他的理想，如他所说，“校长确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改革不是校长一个人在运作，而是整个团队。”
上任之初，他雄心勃勃地说，如果允许自编自导，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深圳的舞台上跳一支人事改革的舞蹈给全国高校看。“想干点事情”的章必功，认为人事制度改革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从2010年开始，取消学校各级领导和教职员工的行政级别。但不久后，“全员聘任”制就遭遇重重阻力。作为改革的主持者，章必功也不乐观，他多次表示，这场改革的时间要拉长至20年。
卸任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现阶段的教育改革不能太激进：“我们必须把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做分得很清楚。比方说，推动‘大学无官’，但也只能是在校园里把院长、系主任做成‘教师岗位’，把校长当成CEO；出了校门，院长还是‘正处’，校长还是‘正厅’。”他的策略只能“既不是温吞水，也不做绿林响马”。
而与深圳大学相距不远，另一所创办刚刚两年的大学和它的校长，也曾在高等教育改革上被寄予厚望。今年4月，南方科技大学终于被教育部批准，去掉了“筹”字。而在今年的招生中，南科大却首次承认高考成绩、招收高考生，与筹建之初所承诺的完全自主招生相比，有人质疑校长朱清时，南科大在招生改革方面已经被“招安”。
66岁的朱清时则公开回应称，回归高考是为了更好的进步，高考成绩、自主招生和平时成绩的“三位一体”招生方式，是市政府和教育部能批准的最好方式。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民国时期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大学校长，第一是找钱，第二是找人。如今的大学校长，不仅要找钱、找人，还要抵御新技术、新的学习方式带来的冲击。
清华大学新校长陈吉宁在10月举行的2012年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上就说，技术的创新，以及学习模式的改变，社会目标的改变，使得大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挑战。
现在，就连一度风靡的麻省理工学院网络视频公开课，都已被称为老掉牙的方式，而4年前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可汗学院”，开发了“反转式教学”，被认为正在打开“未来教育”的曙光。
应对挑战，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改革。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说，斯坦福大学正在联合16所美国大学共同推进探索网络教育新方式，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也在2012年5月宣布投入6000万美元，研制新型的网络教育。人们对此抱有巨大期待，认为这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的最大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