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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BD)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常见，尽管目前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病率较低，但随着其经济发展及工业化进程，IBD发病率及患病率均表现为增加趋势。结合近十年研究进展，我们发现中国IBD的好发年龄实际与国外一致，高峰期分别为二三十岁及50岁左右。
故在不远的将来，IBD可能成为一项影响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
请您结合临床经验，谈谈近年中国IBD发病情况
钱家鸣教授：在中国，IBD作为一种新发疾病，在过去10年间其发病率呈明显增多趋势。目前三级医院医生已对该病有了初步认识，很多医生也踊跃参加有关IBD的学术活动。中国IBD患者，仍以溃疡性结肠炎(UC)为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中国IBD发病也以UC为先，且最初10年UC发病率明显上升，继而出现克罗恩病(CD)，其发生发展模式情况紧随UC。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饮食结构等众多因素发生改变，可能均与IBD发病相关。参考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IBD的出现及发展情况，中国有较多相似之处。
我们曾对广州及大庆地区所做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南方IBD发病率高于北方地区，尤其是CD，南方发病是北方发病的近3倍。但结合目前IBD总体发病率仅为3~4/10万左右，故在中国IBD尚不属于常见病范畴。在未来10~20年，IBD有可能成为中国常见病之一。此外，因IBD系慢性消化系统疾病，且常于青少年期发病，故相对而言，目前中国IBD患病率已较高，应引起临床医生重视。
我国IBD发病特征与西方国家是否存在差异?
钱家鸣教授：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认为，IBD的发病在青少年期及中年期(四五十岁)呈现两个高峰，相较而言仍以青少年期为主。中国因为发病人数较少，且对该病的认识普遍欠缺，因此确诊患者常在40岁左右。这一度使我们认为中国的发病情况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即中国IBD发病主要表现为高峰后移，且不存在两个高峰。但结合最近10年的文献，我们发现中国IBD的好发年龄实际与国外一致，高峰期分别为二三十岁及50岁左右。
至于儿童，过去由于医务人员对该病的认识普遍存在局限性，故可明确诊断IBD的儿童患者数较少，但随着儿科医生对该病的逐渐重视，目前在中国IBD患儿并不罕见。
请您谈谈目前IBD的主要治疗方案，以及生物制剂在IBD治疗中的地位?
钱家鸣教授：在中国，生物制剂种类较匮乏且价格昂贵，因此常常限制了此类药物的使用。
目前中国IBD患者仍普遍采用传统治疗方式，即美沙拉嗪、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类药物副作用较大，临床医生面对此类问题时，常常不能及时转化/升级治疗，这样有可能会错过患者最佳治疗窗。现在国际上提出降阶梯治疗，但我国面临的是及时/快速上阶梯治疗的问题。
请您谈谈未来我国IBD发病率的变化趋势
钱家鸣教授：目前，随着内镜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势必对IBD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后评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相关医务人员对该病认识的逐渐深入，以及社会经济等的快速发展，中国IBD发病率及患病率也必然呈上升趋势。但截至目前，IBD在西方发达国家仍较发展中国家普遍，且众多发达国家仍未发现确实有效的应对策略解决这一难题。结合近年来IBD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患病人数逐年增多的情况，我们预测，在不远的将来，IBD可能成为一项影响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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