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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Lancet Oncology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文章从各国抗癌药物价格差异巨大讲起,强调了在抗癌药物定价方面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同时呼吁建立医疗价值体系,从而更好的分配社会保险和纳税资源,使更多普通民众获益。
在Lancet Oncology上发表的Wim van Harten团队1和Sabine Vogler团队2关于癌症药物开销的两篇文章值得肿瘤学和生物制药领域所有的相关人员的特别**************。van Harten发现在15个欧洲国家中,治疗账单可以比最高报价低92%,比实际支付价格也可以降低58%。这个结果可以与Vogler团队在16个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研究互为补充。Vogler的研究显示抗癌药物的账单最高比最低高出28%-388%。如此大的差异强烈的要求在药品价格和导致这种差异的环境方面应该有更高的透明度。但最重要的是,研究强调了建立一个癌症治疗真实价值的需求,并且拥护这项事业的人已经掌握了明确的证据支持他们长期以来的怀疑:药物价格通常是由市场承受力驱动的3。
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差异巨大并不值得奇怪。2015年4月-6月,平均1加仑汽油4在挪威是US$7.71,美国是$2.74,委内瑞拉是$0.13。同样,抗癌药物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也存在很大差异。但事实是这种差异过于巨大并且没有均一性,这使得提高透明度的需求变得非常强烈,这种责任应该由整个生物医疗产业所承担:生物制药企业、保险公司、药师、医生、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市场价格反映了很多因素,包括供应量、需求量、竞争、风险、报销政策、政府补贴、税率以及监管部门的限制。总而言之,国家间的价格差异可能是由于上述因素中的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价格透明度包括了解这些因素在市场价格中的作用。例如,欧洲实施的药品价格上限意味着,新型抗癌药物在欧洲比在没有价格监管的美国更低,但同时抗癌药物这一大类在欧洲的价格要高于美国5。
一刀切的方案在癌症治疗定价方面是不可行的。但是国家间价格较大差异也会导致始料不及的后果,某些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例如医疗旅游业)而某些结果则可能是消极的(例如会降低创新动机,也会导致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无意识的补贴)。必须承认确认和管理这种未知后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尤其是价格差异跨域了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边界。
抗癌药物价格的巨大差异同时强调了各国为普通民众建立癌症治疗价值体系的需求。然而,社会价值不需要与市场价格相等。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饮用水的市场价格几乎等于零,尽管水是生命的必需品,而钻石价格高的离谱,但并非是生存不可或缺的。这种定价机制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决策中大量存在。而这些决策不能是出于情绪化的、不够谨慎的或是对于现实的默认——尽管默认现实往往是行为最少的方案,决策必须通过各国的政治程序来制定,最好能够有多领域的协作过程。因为决策会影响到所有相关人员的未来以及国家的经济现实和社会政治习惯。
进行这种工作的范例有英国的国家卫生与临床技术优化研究所(NICE)和加拿大的加拿大药品和卫生技术署(CADTH)。这两个机构都做了其它国家拒绝(可能对患者不利)进行的工作:建立社会治疗价值体系。例如,NICE建立了基于价值的定价政策,其中要求为新型治疗多支付的费用应当与该治疗增加的价值相称6。尽管目前政策并不完美7,但是这些组织在关于在很多存在竞争的治疗方案中对纳税人的资源进行分配和限制方面,尝试作出知情的、成体系的、谨慎考虑的决策,为各国提供了有意义的开端。一些批评人士将这些机构称为“死亡专家组”,但是这些具有煽动性的言论无视了一个事实,即政府机构需要并且必须在生存和死亡方面进行权衡,就像为汽车限速一样。
目前,在癌症和其它领域,具有革新性的治疗方案已近在咫尺,但同时相当昂贵。因此,关于治疗价值、价格和资源分配的决策虽然非常复杂,但是不能再拖下去了。肿瘤专家可以通过开发和发表对于新疗法增加的临床价值的客观评估标准,来指导患者、支付者和政策决定者,改善决策。最重要的是,这种标准必须是针对将要接受治疗的普通民众的,而不是为理想的临床试验入组者制定的。对价格和价值的关键推动因素进行鉴定与衡量,开展跨国合作,从而为抗癌药物的研发和报销确立公平的、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未来患者将会更快捷更便宜的接受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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