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对SCI论文发表论文数量的追捧，有着复杂的现实原因。首先，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科研事业迅猛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数据表明，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足10%，而世界经合组织（OECD）34国的平均值达到了27%；中国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口比例只有每千人1.8人，少于欧盟的6.4人、韩国的9.5人、美国的9.7人和日本的11.0人。在科研基础不厚实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刊发出大量高质量、受国际重视的科研文章并不现实。况且，在以使用英语为主流的国际学术期刊之中，西方学者也难免对来自中国的论文存在偏见。因此，中国的科研论文在数量上的爆炸性增长和在质量上的乏善可陈，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经阶段。
其次，文章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也是学术界追捧SCI论文发表数量的重要原因。科研成果是高等教育投入的输出，与高等教育的输入高考制度，有不少可比较之处。和高考分数一样，虽然SCI论文发表的文章数量作为评价标准争议很大，但胜在客观，摒除评审者主观喜恶对资源分配的影响。而科研成果的评判，比判断一个学生是否能进大学要困难得多：有的论文可能全世界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能读懂，更少人能明白其重要性；而有的论文可能被当今学术界弃如敝屣，却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被视为珍宝。在我国，掌握后续科研资源分配的行政部门，往往对细分专业的认知有限，难以对各项研究质量作出可靠的判断。所以，用SCI论文发表数量来作为公平的衡量标准，如高考一样，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
高考分数成就了应试教育的筛选体制，结果是人才选拔方面出现偏差，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高考这个形式。同样，SCI论文发表作为一项评判标准，造成了一些科研成果筛选的偏差，却也并不是科研事业问题百出的根本原因。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学科研究，并不是按部就班地生产一个工业品。作为探索性事业，科学研究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不确定性，必然要经历无数次失败，还要依靠无法预估的灵感和运气，才可能建立可靠的理论。大学急于催迫学者出成绩，非常功利地为科研论文的发布设立工业化指标，作为换取项目经费和经济利益的标准，这本身就违背了科研事业发展规律。结果迫使学者追求论文数量放弃质量，甚至不惜以造假、抄袭来满足发文的要求，形成学术的不良风气。与其说SCI论文发表是造成学术评判体系扭曲的原因，不如说是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浮躁学风催生了唯SCI论文发表是瞻的后果。
因此，取消SCI论文发表标准并不能消除当今学术界的恶习。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改变行政思维指导学术研究的状况，取消了SCI论文发表也会代之以其他，结果还是一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