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的出现威胁抗生素的临床实用性，已成为关键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和阴沟肠杆菌在日益进化中，获得广泛的抗生素抗性，致使某些菌株的感染几乎无法治愈，造成了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形势。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的治疗选择有限，临床因此类致病菌死亡人数逐年上升，“超级细菌”和“后抗生素时代”等描述均反映CRE耐药问题的严重性。CRE的出现和随后的传播，在革兰氏阴性杆菌中发展出“极端耐药性”的新兴威胁，表明这可能与该类药物耐药性的扩散有关，临床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升高与抗药性细菌引起的感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鉴于此，在汉斯出版社《微生物前沿》期刊中，有学者对CRE耐药基因与毒力因子的相关性及其传播机制展开综述，为临床治疗及预防院内感染提供指导意见，以指示抗生素的合理运用。
临床上引起耐药性的细菌普遍为多重耐药性(Multi-drugresistance, MDR)革兰氏阴性菌，尤其是对耐碳青霉烯产生抗性的类群。大肠埃希菌是造成院内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CRE的全球蔓延危及现代医疗保健系统，已成为一项复杂的公共卫生挑战。研究表明，CRE耐药性与多种机理有关，其中，碳青霉烯酶的产生、β-内酰胺酶，如AmpC头孢菌素酶和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β-lactmases, ELs)，结合外膜蛋白的丢失是主要机制。产生的碳青霉烯类酶包括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ew Delhimetallo-β-lactamse, NDM)、肺炎克雷伯菌碳青霉烯酶(Klebsiella pneumonia carbapenemase, KPC)、肌醇单磷酸酶(Inositol Monophos Phatase, IMP)等，最初发现携带KPC酶的种属为肺炎克雷伯菌。
质粒作为独立于染色体、可单独复 制的双链DNA分子，能够在肠杆菌科细菌的不同属和种之间交换遗传物质，有研究表明，正是质粒宽宿主的特性，使得耐药基因在大肠埃希菌间流传，证实质粒介导水平传播的机制。作为使细菌种群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重要载体，质粒具有介导性和高水平携带性，相关文献表明，其作为介质传导的β-内酰胺酶KPC和NDM是造成CRE耐药的主要碳青霉烯酶，此外，含有blaNDM和blaKPC基因的转座子或整合子等活动元件的核心结构高度保守，其水平转移使得耐碳青霉烯基因在肠杆菌科细菌中传播，加速CRE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造成了严峻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
同时，IncF型和ColRNAI质粒具有高传导性，常与CRE毒力因子中荚膜多糖CTX-M型超广谱β-内酰胺酶以及肠杆菌科中其他毒力决定因素的成功传播密切相关。含有碳青霉烯酶基因的质粒的多样性，以及这些质粒倾向于含有多个抗生素抗性基因和移动基因元件的趋势，预示着广泛耐药性肠杆菌科细菌的发病率增加。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以其高水平耐药特性、多样化的毒力因子和传播机制，正在快速适应人体和外界环境的变化发展，且由于各地环境因素造成的CRE繁衍条件差异性，致使抗药性基因在区域的分布各异，从而加剧抗菌药物的选择难度，故相关感染复杂、治愈难、病死亡率高。基于日前CRE的耐药机制、毒力因子和流行病学的研究进展，传播机制作为CRE耐药和毒力因子的载体，完善相关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从根源上遏制CRE的广泛传播。同时，研究从临床的角度出发有利于CRE监测和筛查工作，为药物的合理选择提供更为科学和全面的理论基础，进而采取及时有力的管制方法，预防CRE菌株在各类群体和区域间的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