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提醒： 本帖被 老红 执行提前操作(2012-06-24)
从语义上理解，社会科学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内在机理和普遍规律的系统性总结。从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炼概念，进而基于可靠的概念组织框架进行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展开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
问题在于，社会实践在时间意义上具有动态演变特征，在空间意义上也往往具有明显的差别化特征，这种时空属性与自然现象的相对静态以及空间同质化特征形成了显著差异。社会科学研究有着较强的复杂性和难以验证性，不同的时空背景往往蕴含着不同的社会实践及其对这种实践的理论“投射”。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和不同区域仍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前提下，社会科学研究也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立场”预设特征。
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首先需要界定和把握研究对象，同样也应该拷问研究的“问题来源”。在社会实践层面，存在着诸多的“一般性”或“普适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时空的双重制约，涉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关切和最终关怀，例如：经济理论中对稀缺资源最优配置方式的探究。
然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甚至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时代相比，中国当前的社会实践均具有极为显著的差别化特征。除了“一般性”和“普适性”问题，中国的社会实践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的“本土化”和“中国化”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梳理、系统总结、学理阐释以及科学解答，同样也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问题来源”。事实上，从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发展、增进中国居民社会福祉的角度出发，从“本土化”实践来确立研究对象，更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渠道。
特别值得**************的是，发展中大国的系统性转型是当前中国社会实践的最大特征。基于发展中大国的系统性转型，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重大使命，已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说同样也面临着本土化再造的“语境”转换任务。举例来说，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通常被认为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经典理论，此种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基本途径，且这种流转既是一个因要素配置效率提高而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因要素收益均等化程度提高而分配差距缩减的过程。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流转与此模型推演的结论并不完全耦合，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转存在着职业和身份转化的不一致，且城市化进程也具有地方政府主导、驱动并确立产业结构的显著特征，这些因素又与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转轨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市场的经济互动方式紧密相连，而经典模型显然不可能充分内生中国的“本土化”因素。
基于此，中国社会科学不仅应该研究一般性社会现象，而且应该研究中国本土化社会实践问题，即中国这个特定国家以及当前这个特定时代的异质性问题。前者着眼于体现提升中国学界对国际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后者则着眼于学术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贡献度。尽管上述两者的边界并不清晰，且学术影响力和实践贡献度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可相互转换特征，但是考虑到研究对象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化”，则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源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分离均衡”特征。进一步分析，从发展中大国系统性转型的实践出发，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往往也具有不同领域相互交织、不同环节相互关联的显著特征，问题的复杂性必然要求学术研究的组合性与之相耦合。仍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农民工和城市化问题为例，当农村劳动力职业流转和身份转化之间不同步时，则农村劳动力转移将突破经济学维度而延伸到社会学领域；当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显著影响城乡劳动力等要素配置方式和收益分配时，则农村劳动力转移将突破经济学和社会学维度而拓展至政治学、法学等领域。显而易见，人们应该从多个学科的结合部以及学科“协同支撑”中找寻对中国本土化问题的深刻理解，区别于个体化、零碎化的知识生产过程，“组织化”和“学术共同体”有望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来源直接关联着研究方法的选择。从整体上看，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社会科学研究中仍具有比较优势，其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研究方法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学习并应用这些方法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域外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引入的确呈现出不断深入和广泛的态势。与此同时，理论和方法往往发端于其特定的实践和语境，当引入的研究方法难以有效支撑起对中国本土化问题的阐释时，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必要对已有的研究范式进行适应性改造。特别是，应在深入理解中国真实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元素的积累，进而在有些学科进行概念、假说和分析范式的必要转化。尽管这种改造未必在短期能形成对已有分析范式的替代，但是有选择地“拿来主义”将更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实践问题的阐释，同时也有利于增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性和可选择性。
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高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