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中国大学回归正道吗
卫军英
王芳老师的文章《今天的大学,你丢失了什么?》讲当今中国大学的现实困境,她讲到了四个方面问题,讲得都很好,大家讨论的也很热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些年大家都在反复思考、不断指出的问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仅未见好转,而且有变一种花样愈演愈烈之势。天刚亮我在手机上读这篇文章,联想了很多问题。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国大学要想走出困境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中国大学问题很多,本质上应该是丢失了大学精神。大学的使命应该是追求真理,而这一点恰恰是今天中国大学的致命之处,缺少独立的个性、缺少远大的抱负、缺少宽松的环境、缺少自由的氛围、缺少甘于寂寞的坚守。
显然,问题不是出在老师身上,要从本质上找原因。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多少有识之士也不止一天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但是都找不到破解之法或者说不能破解突围。很多东西不仅以制度的形式成为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而且久而久之在整个大学里包括教师学生和教育管理官员中,都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必然,大家不约而同的墨守成规。除了制度本身的因素外,这也是一种很可怕的惯性。就说这些天大家津津乐道的基金吧,基金真的对学术那么重要吗?估计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评价标准和制度认可,当然还有伴随基金而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吧,名利****************收谁都想要啊。不知道当年牛顿看见苹果落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基金的赞助,但20多岁的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作三等职员并发现相对论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基金赞助的;同样魏根纳在病床上注视着对面墙上挂的地图,突然渐领悟了大陆漂移说的时候,估计也没有基金吧。所以中国大学的迷失是全方位的,而且是积弊已深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从这点说,出现这些问题也有老师的原因,当然更有教育官员的原因,但唯独没有孩子们学生的原因,因为学生们都是被我们给带出来的。突然想到赵前总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的一段话,那应该是接近2005年他临终之前吧,有人问他对现领导的看法,赵回答:他们都是好人啊,但是他们是我们那时代培养出来的,很难期望有什么突破了。我们的大学也是这样的,萧规曹随这么多年都不止一代人了,想要根本性突破和回到大学的本质追求上,很难很难啊。我们这代人肯定是没戏了,下一代人估计也没戏,想指望海龟但是看看如今炙手可热的这些“领秀们”,依然会是让人失望。很多人读历史书时往往会有这种疑惑,看到某个没落王朝早已千孔百疮弊端丛生,但它照样还是摇摇晃晃的存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由此想到制度一旦形成并且固化之后,它的惯性和僵硬的固定力还是很厉害的。所以中国大学使命的回归,估计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啊。
感谢杨正瓴老师在王芳君文章后面的评论中所给的那个链接。中国的学人们都在思考,钱理群教授的那段话发人深省:“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关于大学的这个话题要想说的很多,但很多时候都属于“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基本上可归之于老生常谈之列。所以久而久之渐渐的便不再去关心这些了,该啥就啥,虽然处身其间不可能是“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但也不会那么样的“随其波而扬起帆”,做好工作努力独善其身,自得其乐地寻找一点自我清净也还是时有可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