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招生很有限，大学基本没有自己的再考试，没有自己的标准，换言之，大学的采购权还远不充分。如此大学，作为事业法人的权利是远远不够的。
像高考(精品课)制度如此重要的问题，关系中国百年大计，也应该接受人大的监督。
中国高考制度的问题与改革，已经谈得太多。但至今为止，我所见的高考讨论，几乎都是就事论事，缺乏对元问题的探讨。我认为，高考问题的牛鼻子是权力与权利的配置。三十多年来的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本质都是权利的恢复，这是改革的逻辑起点。
本文要讨论的高考问题，不是高考的后果，是高考制度建设的元问题，各方利益背后的权力和权利的关系。具体说，包括政府的权力，大学、教师、考生、社会的权利，及其相互关系。
大学的法人权利
所谓大学的权利是指大学作为事业法人的权利。和自然人相对的法人，在中国有企业法人、事业（非营利）法人、机关法人。从法律上说，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权利和能力。
就企业来说，企业拥有独立的人财物权，采购权、销售权、人事权，政府可以制定质量标准，但没有干涉企业经营的权力。
同样的，大学作为教育事业法人，应该有充分的招生权、学生培养权、学位授予权。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利，则大学就不好称作合格的法人。
依据法人的界定，来看看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无论是曾经的全国一张考卷，还是目前的分省出考卷，都是统一的规定：所有考生每年只能在同一个时间进行一次性考试，没有补考机会，通俗地说叫一年一考定终身。
目前，自主招生很有限，大学基本没有自己的再考试，没有自己的标准，只有一定的选择权。换言之，大学的采购权还远不充分。如此大学，作为事业法人的权利是远远不够的。
教师的权利
观察整个高考全过程，主要和高招办和招生处有关，和绝大多数教师无关。大学老师对这些即将上大学的学生没有任何了解，那些专业老师也许只能在专业课上才认识这些学生。这样的招生过程，和教育者相互分离，怎么做到让合适的学生上合适的学校，上合适的专业？
也许有人说，如果让大学老师参加招生选择，一定，一定不公平。这种担心是自然的。但大学老师的程度，和招生办、招生处的人比，就会更重吗？关键在于设计出合适的制度。在网络信息时代，只要公开透明，想改革，一定方法比困难多。教师会从教育潜力的角度来鉴别考生，他们不是只看应试体系之下刷题刷出来的笔试成绩。
举例来说，中国的金牌体育在世界上很有地位，大体上和美国并列世界双雄。中国的体育为何如此强大？制是原因之一，其优劣暂且不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统一的体育高考。对优秀运动员的选择，不是在统一时间、一年只有一次的高考中进行的，是教练员参与甚至主导，多次公开选的。这种选拔不仅在新手的入门阶段，而且贯彻运动生涯的始终。很显然，教练员选拔运动员，不是简单考试，更要看你是不是有潜力。选拔者们有这样的专业眼光。
作为智育的高考，不能简单类比体育，但体育的选拔制度不能借鉴吗？体育选拔制度的核心就是：作为教育者的教练员，拥有选择的权力。从这一点出发，现在的高考制度完全剥夺大学老师选择受教育者的权力并不妥当，明显可以改进。
当然，具体的方法需要仔细设计。但在高考招生中，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建立直接关联，是需要的。
考生的权利
考生权利包括两方面，一是作为参与游戏规则制定的权利，一是参加考试的多次机会权利。每年高考考生有九百万左右，高中生近三千万，他们是被考试者，然而他们是已经超过14或15岁的青年人，多数已在16岁以上，对高考制度应该拥有一些发言权。
即使不做调查，高考结束后的考生的行为中也可以看出：每年都有新闻报道，考生把高考复习材料撕掉或烧掉。不少人说：3年的“监狱”生活结束了。当然，即使这样，也必须抽样调查。看看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考、希望什么样的高考。没有这样的数据，决策的科学依据就缺少了重要一环。
再看考生的考试机会权利。目前的高考制度是，全部考生每年只能在同一个时间进行一次考试，一年一考定终身（据传外语(课程)要改为一年考两次，也没有改变基本面）。显然，这样的制度是不够人性的，尤其不符合未成年人的人性。
从18岁算起，多数考生最多连考3年（复读），如果一次发挥不正常或别的原因未能参加考试，就等于失去1/3的机会。这是巨大的成本。家长和学生都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多年前我女儿参加高考的前夜，即使她很优秀，我是大学教授，依旧全家紧张得几乎彻夜未眠。这样的高考，太煎熬了！
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多。比如，高考成绩两年有效行不行？把全年招生指标分解到4次高考行不行？北大全年招4000人，一年考4次，完全可以每次招1000，或者4次考试都完成后，统一招生4000，每次考试可以有不同的录取分数标准（事实上每年的分数也是不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高考要更有人性，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在平稳的心态下有正常的发挥，减少系统性的正负偏差。
全体公民的权利
依据宪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是最高立法机构，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构，它向全国人大负责，并由全国人大批准任命。由此，国务院及其所属教育部必须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必须接受公民代表的全国人大的监督。从制度上说，应该定期接受公民和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质询。遗憾的是，除了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每年一次向全国人大做财政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国务院其他部委，包括教育部，没有向全国人大做过报告。像高考制度如此重要的问题，关系中国百年大计，也应该接受人大的监督。
高考如此重要的问题，最好能设计出专业、有效的调查问卷，对分别以百万计的大学、中学和小学老师做民意调查，看看他们对待高考的态度。
这样的大事，容纳进更多的专业与公众意见，比行政部门独家决策要更合适。如果考虑学生、老师、学校和社会的权利，可以一年有多次高考，可以有若干高考科目选择，学校都可以有高达8成的选修课，一个学生可以拿到几份录取通知书，有真正的大学竞争、学生竞争、教师竞争、家长竞争。
2016年大学的招生考试又快开始了。作为在大学从教31年的老教师，在高考全过程中，我和被选择的考生没有任何联系，对他们没有任何了解，没有知己知彼，没有因材施教。在高考这件事上，我会一直闲置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