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首先难在挂号，而挂号难，首先难在大医院或者说三甲医院的专家号难挂。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些移动医疗服务平台却公开提供加号服务，你只要交上几百元的所谓平台服务费，就可以挂上紧缺的专家号。这种平台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一个多月前记者在某医院暗访，一个专门做加号生意的号贩子，使用一款叫做“一呼医生”的移动医疗APP，挂到了极为紧缺的专家号，再把它倒卖给记者。
记者向号贩子手机上的“一呼医生”APP支付了300元，然后又另外给了号贩子300元，也就是一共花了600元，挂上了专家号。
号贩子让记者拿着手机APP发送过来的预约成功的短信，直接去办公室找医生。医生助理看过短信后，便让记者进去看病了，而门外还有很多患者在排着长队。
那么这个号贩子使用的“一呼医生”是个怎样的工具，又是怎样做到给用户加号的呢？
据了解，这是一类近几年兴起的移动医疗公司，其中有些主要做医患连接平台。它们或者直接公开提供加号服务，或者以咨询病情为切入点，再吸引用户去挂号看病，实际上大多都在做这种加号业务。
以这个“一呼医生”为例，只要注册成为它的用户，缴纳几百元“服务费”，就可以挂上专家号。当然，这需要APP公司同时也和大量医生建立合作关系。用户在APP上下单后，合作医生接单，用户到医院后，医生给办个加号，用户就能看病了。而这笔服务费，当然也是由APP公司和医生分成。凭着挂号加号这项业务，“一呼医生”APP在2015年迅速成长，已经拥有了超过10万的医生用户和1000万美元的投资。
只要交上服务费就能换取专家加号，这些所谓的移动医疗app其实就是披上了互联网+外衣，以公司或者说平台方式公开存在的号贩子。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公开为用户提供加号服务，是因为在平台的另外一端是大量的合作医生。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下发了《通知》，明令严禁医生与商业公司合作挂号加号，谋取利益。通知还规定在2016年3月25日前，所有有此类行为的医务人员，应当自行解除与商业公司的合作。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记者发现，这个“一呼医生”App仍然还在进行加号业务，有大量专家都还可以预约加号。记者随意选择了一家大型公立三甲医院的心内科，点击进去发现有约20位专家都可以在近几天内预约加号。记者选择了一位主任医师第二天的号，并按页面提示支付了500元的服务费。很快客服人员便打来了电话，让记者拿着预约成功的手机页面去门诊找医生，然后再单独挂号。本次支付的500元是服务费，不带医院的挂号费用。
那么如果不用这种商业APP，而是通过正常的官方挂号渠道，能不能挂上这些专家号呢？记者打开北京市政府指定的114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同样查询这家医院的心内科，显示7天内都已经没有任何专家号可以挂。为进一步确认，记者又拨打了114挂号电话，被告知不接受加号。
政府指定的统一挂号平台7天内都已经没号了，这个APP真的能给加上号吗？第二天上午记者到了医院，见到了APP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昨天记者预约的专家由于医院的安排，临时停诊。APP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先把昨天支付的500元退款，然后另外下单，约今天出诊的专家，而且现在下单，马上就能加上号。
工作人员拿出一个今天出诊专家的名单，在上面找哪些是和他们公司有合作的医生。最后记者选择了另一位主任医师。加他的号需要付300元，比之前约的专家便宜200元。
工作人员说，服务根据医生的建议定价，所以同样是主任医师，费用有高有低。记者又问这些钱怎么分配？工作人员没有回答。
记者向APP支付了300元后，工作人员便拿着记者的就诊卡进去找医生加号。此时诊区外有大量患者在等待，不能随便进入诊区。但这名APP公司工作人员却可以随意出入，医院工作人员并没有阻拦。
几分钟后这名工作人员出来，说医生已经给加上了号，让记者再去自助挂号机上缴纳正常的医院挂号费15元。之后记者又等了大约5分钟，便进到这位专家的诊室，看上了病。
从在APP上下单，到最后看上病，一共只花了大概15分钟，这个APP真的是能量大、效率高。那么如果直接到医院的挂号窗口，有没有可能挂上这个专家的号呢？
记者来到挂号窗口，询问刚才给记者看病的那位专家还有没有号？工作人员说当天放15个号，早上7点开号，7点10分就没有号了。
早上7点开始挂号，按照正常途径排队挂号，几分钟就没号了，想挂个专家号真是比登天还难。但是通过APP，却能随时加号。那医生为什么可以随时加号呢？ “一呼医生”平台预约须知里写着，平台提供的预约加号，不同于正常的门诊挂号，是专家在业余时间给病人看病。也就是说，专家是在看完了正常挂号的病人后，额外加的号，专家付出额外劳动，也得到额外收入。即使是加号，医生毕竟还是在上班时间内在他工作的医院诊室看病，用的也是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这样的加号看诊时间是属于单位，还是自己，很难界定。在这次政策出台之前，医生这种以延长门诊时间、额外加号来获得收入的方法，一直以一种打擦边球的方式存在，属于监管的一个灰色地带。
记者发现，此次北京市卫计委的禁令出台后，也有不少移动医疗APP已经停掉了挂号业务。比如这款之前同样被媒体曝光过的传太医App，现在上面除了一家民营的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外，其他所有医院的医生都显示无法预约。
另外，许多之前和这些公司有合作加号业务的医生，现在也终止了这种合作。而一些医院为了进一步规范挂号就诊秩序，也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具体的措施。比如西南地区最大的公立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近日就发布公告称，医院决定取消医生个人加号，号源数量根据去年各专家实际看诊的平均值决定，不再进行现场加号。
不过这种取消医生加号的政策在业内也引发了争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教授李惠薪就以一名“从事临床五十年的老医生”的身份，写文章表示，在平常工作中，常常会出于看诊的实际需要给患者加号。比如有些定期来找自己看病的老患者，如果挂不上号，给他们加个号以保证得到治疗是情理中的事。另外有些病情特殊的患者不适合排队挂号，加个号给予方便也是医生应该做的。李教授在文章最后写道，“医生能不能加号应因人而异。
采访中，许多医生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总医院，记者就遇见了一位正在给患者加号的医生。
药素红夫妇是从山西晋中专门来北京看病的。一天前他们挂了心内科门诊尹明医生的号，尹明医生为药素红做了初步看诊，并让她去做检查。今天检查结果出来了，然而药素红却挂不上尹明医生的号了。因为尹明医生比较了解病情，所以药素红还是想找他看诊，但要再挂尹明医生的号需要等到三四天之后。医生给他们加了一个号，看完病药素红夫妇就能早点回家了。
加号在医生为病人看病过程中有着现实的需求，实行取消加号的一刀切政策的确会给医患双方带来很多不便。但挂号和就诊秩序需要规范，利用号源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需要打击，因此，如何既灵活的给予医生加号空间，又能对加号行为进行有效监管，也考验着有关部门和各大医院的管理能力。在总医院记者看到，医院方面也在进行各种探索。比如，尝试建立一个标准化的加号流程，并严格限定加号条件来规范加号。
APP医疗平台之所以会迅速发展，说到底还是因为两头有需求，一头患者想看病却遭遇挂号难，另一头医生想要增加收入，体现自身价值。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规范医生的加号行为，还要和整体医疗改革相结合，和搭建分级诊疗体系、促进医生多点执业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医疗资源，促进医患供需平衡，让患者得到优质服务，也让医生获得更高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