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幼龄孩子的“接送难”，一直是困扰无数年轻家长的难题。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袁江华提出,“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和国家公职人员延迟退休等政策层面的叠加效应,将使该问题雪上加霜，如何积极破解成了一道令人窘迫的现实问题。
众所周知，“接送难”的顽症由来已久。其根源突出表现为孩子上、放学时间与家长工作时间的冲突。比如，孩子中午放学大致在十点半至十一点半之间，下午放学大致在三点半至四点半之间，相比较父母的下班时间，普遍提前了一至两个小时。相反，孩子的上学时间又普遍早于家长的上班时间，这让后者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休息来对冲时间上的失衡和矛盾，所以，家长当下面临的尴尬处境是：究竟是请假接送孩子，还是由老人或保姆代劳，或者干脆让孩子独自回家？这三个选项，置于职业纪律、家庭伦理、人身安全的拷问和夹逼下，均不是长久之计。但此问题又关乎广大家长群体的利益，自然会形成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舆论**************。
对此，最简单的寻解之道，看似是让家长与孩子做到“时间同步”，但考虑到其广泛的职业分布、复杂的职业类型和异构的职业性质，短时间内尚无实现的可能。真正脚踏实地、表里****************治的，应是政府和学校“联姻”，因地制宜，合力推动下的多元建构方式。一方面，政府扶持、学校办班。比如，袁江华建议在学校内设托管机构，配备活动室和专职教师，开放图书馆、体育馆、劳技中心等，就是此例。这种方法最为稳妥，社会认可程度高，且容易实行，成为“联姻”的主要方式。就政府来说，需要予以政策、资金、环境保障，引导学校调整职能，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就学校来说，当务之急是在课程管理、教材更新、活动设置、人员培训、考评绩效等方面不断拓展和完善，并积极联系家长，形成常态的家校联系机制，比如成立家长委员会等，定期听取意见，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和发展。当然，需要防范此种行为演变成应试教育、填鸭教育的变种，社会和舆论监督也不可缺位。
另一方面，“政校联姻”的“校”还包括民办学校、培训机构、文化宫等由社会力量组成的办学实体。他们可以分散公办学校压力，减轻政府负担和活化教育市场，给孩子提供更为多元的课程选择，应该说也是解决“接送难”问题的优质资源之一。政府在适当采取政策倾斜、补助扶持的同时，不断加强监督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尤其须做实在与公办学校的衔接（内容、时间、形式）、交通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细节工作。当社会力量得到政府的积极鼓励，在万众创新、“互联网+”思维的时代背景下，势必展现前所未有的活动和创造力，“接送难”将从一个“问题”转变成优化教育结构的一次“契机”，民间学校的“崛起”会成为当前教育突围和转型的宝贵出口。
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等多种途径化解“接送难”问题。总之，在当前的教育生态和时代背景下，寻解家长与孩子间的时间平衡，既保障孩子基本的教育、娱乐、游戏的权利，又要做到安全可控、便于实施，这就需要政府与学校积极“联姻”，开动脑筋，优化组合，不断挖掘资源，更新形式；不断将家长、社会、企业、舆论等各方力量纳入其中，引导大家发挥积极性、创造性，那么“接送难”就会成为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自新、提升教育品质的孵育器和催化剂。(《中国教育报》2016.3.13
